，城市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实现了对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在此基础上，国家也实现了对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与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精英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基本消失，同时社会也无从滋生出新的非官方的社会精英。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统治精英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中剩下的唯一的精英类型，就是政治精英，即政府官员和党的专职干部。但这个精英群体，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内而不是民间。但也正是这部分官方精英成了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面貌的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和主要的推动者。

 

 

 

 

 

　　与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的逻辑大体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来自对某种危机的反应。凡是改革，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会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这时，国家精英为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便开始对酿成这种危机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因为改革是与国家的前途从而也是与国家精英的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诚的。直接触发中国改革开放的，无疑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并非象人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说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包括经济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无疑是严重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处于领导人的换代之际，这种种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主要由国家精英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

 

 

 

 

 

　　对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我们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说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的出现，确实是农民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这种创造的基本动因，是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推广，也是以农民的极度贫困为条件的。当时，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的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穷困的山区。而在较为富裕的平原地区，以及在虽然贫困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受到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强有力的抵制。当时有一句话，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后来这些地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动，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党和政府机构的推动。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这些改革，不得不撤换了一批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层干部甚至更高一层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来自群众的对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显。而且一直直到现在，这种抵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改革，从时间上来说，城市远远落后于农村。在农村中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年头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列上议事日程。而这是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城市居民能够接受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宣传媒介上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进行暗示：农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进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一时之间，城市居民开始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农民。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