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一长制，专家治厂、教授治校，成为普遍的管理结构；规章制度严格，奖惩制度分明。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实行的一种精英统治，或者说是一种由精英实施的科层式统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参与式动员中，一般的老百姓要处于一种更为积极的位置上。从群众路线，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广泛的群众动员，都贯穿着一种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最初阶段，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群众能够认识所要从事的运动，与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利益的关系。而当群众的热情与精英的主张发生冲突，领导层也倾向于精英的主张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群众的自发的创造性处于一种相当神圣的地位，挫伤群众的创造性成为领导者的一种不容小视的失误甚或错误。

 

 

 

 

 

　　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除了与其特有的体制运作方式有关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这种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政权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权是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产物。在这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许诺。因此可以说，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革命的公开目标，或是革命后建立的新的社会，都是以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论证逻辑为其基本纲领的。

 

 

 

 

 

　　在通过下层革命建立的政权中，以平民主义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内容。中国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在革命胜利之后很久，并没有出现一般所说的热月反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将当时的苏联称之为修正主义。在这种平民主义的革命热情中，更加强调的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诚的动机，而对于实际的效果，则至多置于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出现，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平民主义已在处于衰落的过程中, 但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平民主义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面临某种危机的情况下，尤其是政权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团的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的时候，就会出现借用平民主义来反对精英主义的努力。

 

 

 

 

 

　　四、改革开放与精英主义

 

 

 

 

 

　　与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平民主义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反应。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是由国家与民众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一般地说，绝大部分社会中的社会结构都是由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这三个层次构成的。在这种三个层次的社会结构中，民间统治精英既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也是组织日常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而从1949年到改革前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国家与民众这两个层次。[6]

 

 

 

 

 

　　这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直接渊源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的变化。通过对官僚买办资本的没收，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