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对平民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是与这种总体性社会的两个特点直接有关的，这就是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其独特的合法性基础。

 

 

 

 

 

　　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活动，都是以社会动员的形式进行的。而总体性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在于它的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国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达成某一国家目标。就这一方面而言，总体性社会具有一种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效率"。

 

 

 

 

 

　　这种高度动员的体制，即是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中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自晚清起，由于国家的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地分散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士绅和军阀等地方豪强的手中，而这些地方豪强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又成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资源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强的入侵，工业化的缓慢，频繁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源处于高度的分散状态有关。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形成，与社会资源的这种高度分散，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解决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危机，同时，迅速实现以工业化为手段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高度的动员能力便成为当时的新政权所不能不关心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在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的社会动员也都是推动各项社会工作，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运转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机制。

 

 

 

 

 

　　社会动员对平民主义的需求，与社会动员的类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动员都是普遍使用的运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动员的特点和性质却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看法，在两个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苏联，社会动员的模式就明显不同。以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为例，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在苏联，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依*的是城市工作队在农村所实施的强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农业合作化的农民，都受到强力的压制以至专政手段的镇压。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则与此不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称之为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5]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虽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在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工作队对农民的"访贫问苦"和农民的"忆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其结果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自觉参与。

 

 

 

 

 

　　从这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这种参与式动员基础的，就是被动员者对这种过程的自觉的参与，而被动员者对这个过程的自觉参与，又是与其现实的利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认识直接有关的。只要将这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与命令式动员的方式做一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命令式动员中，更加强调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苏联为例，在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恢复社会中的等级秩序的过程，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享受着种种的特权；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强调领导人和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