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特征。虽然这种形容可能多少会有某种偏颇，但也不能否认，它确实指出了改革的某种重要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不是用暴力而是用赎买的方式来解决利益的调整的。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现象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初，农村基层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制，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固执，同时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因为生产队这一实体的瓦解，意味着生产队干部过去所掌握的资源的丧失，以及自己在这种体制中的优势地位的被剥夺。而后来，生产队干部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接受，除了来自上级的行政命令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到，在分割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某种好处。根据贵州省平塘县熟悉情况的干部的估计，在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约50%以上的集体财产(特别是现金)被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所瓜分。[7]只不过由于当时农村中的集体财产积累的有限，这种用利益赎买权力的过程不久就结束了。

 

 

 

 

 

　　城市改革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如果说农村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边缘，城市则是处于再分配体制的中心。30年的再分配体制所积累起来的财产，基本上是集中在城市里。而在整个的改革过程中，那些较为重大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会涉及到利益格局变化的改革措施，为了获得能够得以实施的条件，几乎都要以利益的赎买为前提。从严格领导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到后来的价格改革，再到金融、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变革，都几乎无例外地遵循了这样的一条规律。这就是腐败与改革相伴随的根本原因。一些人否认改革与腐败之间的必然联系，虽然是出于维护改革的良好愿望，但却是与事实不符的。而渐进式改革模式更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的过程。中国的改革与苏东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中国的改革没有实行苏东国家普遍实行的所谓"震荡疗法"，而采取了一种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改革道路，但也无疑为权力的作用，从而为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此外还应注意到的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改革领域中，都几乎没有预先制定规则的工作，规则都是在改革措施实施的中途开始制定的，而且完善的速度很慢，加上有关的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效力，腐败现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不仅严重地损害着政府的效率和能力，而且也造成精英层的腐化和堕落。

 

 

 

 

 

　　无论是在哪一个社会中，腐败都只能是为权势者所为。因此，作为对腐败的反动，对腐败愤恨无疑会为平民主义的形成提供土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腐败是与改革，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此而引发的平民主义，就带有一种明显的反改革、反精英的色彩。其中，尤其是对以瓜分国有资产的手段迅速爆发起来的大款，更是充满了怨恨。而这种怨恨，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大款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有关的改革措施的怀疑和抵触，以及整个社会对精英层的不信任。

 

 

 

 

 

　　第三，知识分子与平民主义。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己的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