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年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这种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基本表述。

 

 

 

 

 

　　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表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换言之，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过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稀缺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这种建立在平民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两个相当明确的目标，一是缩小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与一般工人之间的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低薪制一直是制定干部工资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于在现实中，这种低薪制难以实行，为了确保官员阶层的利益，在以工资差别的缩小体现的收入分配平等的目标实现的同时，官员们在住房等实物分配上享有的特权，却在不断地扩大。二是缩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收入差距。原来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知识分子工资标准被不断降低，以至最后达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知识分子的工资性收入，形成所谓的"脑体倒挂"这一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所有这些平民主义分配政策的实施，都并不仅仅是为了缩小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也并不仅仅是对曾经支持过革命的民众的一种回报，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这样的一种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可以使干部、知识分子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鉴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统治精英都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因此，对知识分子成为"精神贵族"的刻意防范，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造就了一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瓦尔德认为，中国的工业权威模式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组织性的依附关系的存在。这种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单位的社会与经济的依附，对管理层的政治依附，以及对领导者个人的人身依附。[4] 依此观之，权威意识应当是上下级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可以体会到权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们对权势者的屈从和膜拜。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这个社会中又存在着对工作权威的普遍而自发的抵制和蔑视。一个极为善于拍马屁的人，很可能脑后就长着一块反骨；一个极为谦恭的人，很可能同时就是一个造反派。这种蔑视权威的潜意识在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中则表现为，对管理者的指令进行抵制的"合法化"，以及"抗上"成为一种被人们所赞许的价值。可以说，在总体性体制和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之下，形成的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即"权威-反权威"人格。也就是说，在总体性社会的纵式庇护关系中，个人对领导者有一种很强的依附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被庇护者对提供庇护者体现出一种很强的权威性格；但同时，对一切不能影响自己的利益，但却理应服从的权威，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轻蔑和反抗。如果能得到更上级领导的有力的庇护，也会对自己的直接上级进行无所畏惧的挑战。因此，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虽然权威人格是普遍存在的，但却不能建立起一种能够体现为工作效率的上下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