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化的目标，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这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忘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同时，农村中的农民却生活在九天之下。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小仁小义。只有中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3]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一个通过下层革命而建立的社会中，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一次冲突。只是由于这场争论过多地涂抹上了当时的政治色彩，而且最终是以政治权力结束的争论，这使人们没有对于其中的另外一些内涵加以注意。在此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带有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的色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即使是对精英主义的解释，也往往使用着平民主义的政治话语，这种语式的典型形式，就是将精英主义的主张定义为群众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将群众的现实的利益定义为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而暂时的和眼前的利益是应当服从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小道理应当服从于大道理。而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党的任务，就是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但是，尽管使用的是这种平民主义的话语形式，但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则是精英主义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又体现着浓厚的平民主义的色彩。也许可以说，与精英主义的取向相比，这一个方面具有更根本的意义。这种平民主义的取向，有着顽强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强调的是下层老百姓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这种意识形态最基本的信念和通常的表达方式。这种平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既是对历史的解释，也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指导和建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缩小社会中的上下之间的等级，建立一种无差异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自觉的努力。在当时，尽管社会中的差异甚或等级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某些制度结构确实在起着维护和强化这些差异和等级的作用，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等级和差异是没有其合法的地位的，至多只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意味着对这些等级和差异的合法性的彻底否定。而对于精英可能形成的任何迹象，都是相当敏感，并要严加抑制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顶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动机，但对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对精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主题。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毛泽东对精英层的失望，使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普通的民众身上。正因为如此，在整个运动中，他一再强调的是，普通老百姓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是他们防止和制止精英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同时，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修正主义则是与精英和精英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运动中，无论是作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还是作为这次运动的独特对象的干部官僚，实际上都以其精英意识和地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干部官僚的最基本的罪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知识分子的形象画像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于是，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学术和技术职称被取消；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单位；反对关卡压；工人直接参与管理；提拔普通工农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等，都体现出这种平民化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最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