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公共管理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公共政策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规制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改革，都需要定方向、找航标、用工具。政府绩效评估应运而生。

    近30年来，全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行政学家都把目光或多或少地投向了绩效评估，看好其强烈的实践意义和重大的理论价值。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把绩效评估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和“利器”。科学管理、民主管理、绩效管理，成为政府推进各项改革的“总抓手”。有的学者认为，绩效评估的研究为行政学理论宝库增加了现代科技含量，“绩效”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范畴之一。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作为机制创新的绩效评估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比翼双飞。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从企业管理领域引进了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等，就含有了绩效管理的意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90 年代中期找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突破口，政府职能转变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这里就与绩效评估作出的努力分不开。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在工作一开始，就引入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机制，由部门、专家、群众共同参与，对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哪些审批项目要革除，哪些审批项目要改变管理方式，哪些审批项目可以保留。可见，我国行政改革从操作层面看起点很高，是把行政体制的改革与管理机制的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的。这也是与世界行政改革浪潮共振合拍的。

    在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和开展绩效评估试点时，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历史，追根寻源，研究一下我国绩效评估的源头，探讨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的过程和能力，会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我国关于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据我查到的资料，大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黄达强、刘怡昌、彭和平、周志忍、竹立家、彭国甫、左然等学者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和有关著作中，率先提出了行政效率如何测评、如何提高政府工作效益等问题，介绍了外国公共服务改革的情况。在他们的引领下，理论界对现代绩效管理的研究越来越活跃 。这些早期的研究十分艰苦，既缺少国外资料，又没有现成经验。他们为绩效评估事业开拓创新，提供了理论准备。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有两件事可以作为开端的标志。一个是山西运城地区行署的“新效率工作法”，再一个是山东烟台市公共服务部门的“社会服务承诺制”。

    1995年10月18日，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和山西运城地区行政公署联合举办的“办公室‘新效率工作法'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寿、国务院研究室的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办公室负责同志、专家学者 60 多人参加了会议。同年第 12 期杂志全文发表了张文寿同志的讲话，他讲到“评估行政效率，应更加注重普遍的社会效益，评价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必须充分重视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能。”新效率工作法在我国政府部门产生了很大影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的有关处室在内的各级政府办公厅、办公室都有到运城考察学习的。运城地区的新效率工作法，一时成为政府枢纽机关提高工作效率的典型示范做法。

    1996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中国行